除了一个吃肉，一个吃草，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还有什么区别？最主要的区别也许是：食肉动物的思维方式从来富于警惕性和攻击性，是主动的一方；而食草动物的思维方式充其量也仅仅是防御，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当遇到其他族类动物时，食肉动物只关注两件事：第一，它会不会吃我？第二，我能不能吃它？如果判明对方对自己有威胁，那就要么格斗，要么逃跑；反之就要准备吃掉对方，老实不客气。而食草动物如果是野生的，则只关注头一条：他会不会吃我？如果会，那就逃跑；如果不会，那就“和平共处”，总之不打别人的主意。如果这食草动物是家养的，则连这点警惕思维也没有，一切听之任之，逆来顺受。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柳宗元的名作──《黔之驴》一文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同样是大体型动物，同样是头一次相遇，虎的思维方式和驴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乍一见是虎怕驴：“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已也，甚恐。”这是食肉动物的第一个关注：它会不会吃我？其思维方式是：对于不了解的动物，首先假定对方跟自己一样，也是食肉动物，而且可能比自己更厉害，因此必须小心。然而一但发现对方并没有吃自己的意思，情况马上变了：“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于是虎马上把对方归类于自己的猎取对象，思维方式转入下一个关注：我能不能吃它？随即开始摸底：“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对虎的这一套，驴是既无戒心又沉不住气（“驴不胜怒，蹄之”）。这下可露了老底，虎马上下了结论：我可以吃它！于是“跳源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作为食肉动物，虎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直截了当：惹不起的就躲，惹得起的就吃，不摸底时就锲而不舍地摸清楚。相反，驴的思维方式就只够得上一个字：蠢！对于从没见过的动物──虎，只要对方没动手，就不假思索认定对方跟自己一样，可以和平共处，于是毫无防范。对于虎由远而近的层层战略侦察和战术摸底，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等到自己的情况被虎摸得差不多了、开始挑衅动作时，驴居然仍毫无察觉，既不认真准备点看家真本领，又不认清危险形势赶紧逃避，反而幻想靠自己那一蹄子就能解决问题。总之驴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就知道一天到晚安安稳稳吃自己的草。结果，虽然驴很和平，很善良，很循规蹈矩，从不招惹别人，仍然落了个葬身虎口的可悲下场，外加个难听的评价──蠢驴！

 

就整个民族而言，如果想避免当食草动物的命运，其思维方式就决不能象驴之类食草动物那样消极被动，而必须象虎一类食肉动物那样警觉和积极主动。一个民族整体上思维如虎则成虎，思维如驴则成驴。思维如虎，本不是虎也能变成虎，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思维如驴，本不是驴也能变成驴，如前苏联的“新思维”。

 

历史上中国人落后时挨打，那中国人先进时以及不那么落后时又如何呢？说难听点，大部份情况下颇有点象那头黔之驴：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就知道一天到晚安安稳稳吃自己的草。当老虎出现时首先假定对方是自己一样的食草动物而毫无防范，直到虎扑上来时再尥一蹶子。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鸦片战争前前后后：同样是第一次打交道，同样是互不摸底，英国是通过传教、经商、特别是派马尔嘎尼出使中国实地考察，积极侦察战略要点、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情报，处心积虑摸中国的老底，最后得出结论：中国象个食草动物，外强中干，无足为惧，可以下手。相形之下，中国则沉迷于“天朝大国，世界第一”的梦中，对外国人的侦察、摸底、四周布阵等等一系列措施一概不闻不问，甚至大开方便之门，特意安排马尔嘎尼一行从天津入境，纵贯中国而从广州出境，让人家从从容容把中国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个透。等到英国兵舰打到门口，道光皇帝及满朝文武大员还不知道这个“大不列颠”位于何处，更搞不清英国人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以为赔几两鸦片银子、割一块边陲之地就能了事。于是，就有了“中英南京条约”，接踵而来的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日本占领琉球的战略侦察、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越挨打越落后，越落后越挨打，恶性循环，翻不过身来。

 

历史上葡萄牙头一次派船远航东方就目标明确：敛财、占地、传教。船队全副武装，国王亲自授权：到了东方，拥有作为大使、商人和士兵的自由，随机应变，需要以什么身份出现，就充当什么人，并携有正式国书及各种礼品。对沿途遇到的居民，如果组织松散就明火执仗当强盗，如果组织严密就摇身一变当使节，完全一副虎的思维特征：对食肉动物小心翼翼，对食草动物则老实不客气。这虽然很无耻、很残暴，却促进了西方殖民主义大发展，最后改变了世界历史。而同样是航海，中国难得有个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却很有点食草动物与世无争的味道：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转来转去晃荡了几十年的和平外交，有人的地方做做客，没人的地方不斜视，最后赚的没有赔的多，终于撑不下去而偃旗息鼓。郑和航海虽然很和平，很友善，君子气十足，却对世界历史没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周围的战略要地一一落于欧洲列强之手，最后论到中国本土遭侵略。历史上思维如虎与思维如驴的行为方式和结果就是如此大不相同。

 

当年欧洲人刚到美洲时，印第安人以为来者是属驴的，不予防范，热情接待，如同那匹黔之驴，不加思索就以为可以与虎和平共处。结果整个美洲大陆都被人家吞噬掉了。等这些虎的后裔组成了自己的国家──“美国”之后，便戒心十足地防止别人也来跟他们玩这一手。美国专门定下一条国策：“门罗主义”，严禁美洲之外的任何国家在美洲有军事存在，不管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讲不讲“人权、自由”。通过美西战争，美国把西班牙势力从美洲赶了出去。1940年，美国趁英国岌岌可危之际用五十艘旧驱逐舰换取了英国在百幕大的一系列军事基地，彬彬有礼而毫不留情地把英国的军事势力从美洲扫地出门。1962年，美国发现前苏联把导弹和轰炸机运进了眼皮底下的古巴，马上采取军事行动威逼苏联撤走，为此不惜准备打核大战。美国人的思维是地地道道的虎的思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管来者是谁，首先假定来者是虎，来者必不善，善者决不来，先发制人轰出去再说；绝不养虎贻患，让对方有日后扑上来咬自己一口的机会，使威胁尚未形成已经化于无形。

 

中国周围环山面海，历史上除了北方外其他方向上很少有外敌入侵。中国历来以农立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一个农户只要靠一小块能长庄稼的土地就能谋生，日常的经济生活既不依靠暴力，也不依靠集体配合。这种和平而散漫的谋生方式跟食草动物的生存方式很有些相似之处，而历史上中国的优越地理环境也允许这种和平的经济方式长期存在。不难理解，长期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生活的人们容易产生类似食草动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游猎为生的民族则不同，其日常谋生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或与暴力息息相关。进行围猎时必须有一定的组织与配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军事组织的雏形。只要把狩猎的对象从动物变成人，那就是战争。在这种条件下生存的民族产生食肉动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也很自然。而既然暴利能驱使人们不惜上绞架，那以商为主的国家要学食肉动物不择一切手段到处追逐猎物自然就更毫不足奇。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把攻击中国军队称为“赶羊”，一个大队（营）就敢进攻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南京大屠杀中，中国人的性命、尊严都如粪如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也彻底崩溃，从极端自负一跟头变得极端自卑，从“天朝大国，傲视一切”变成“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有些中国人甚至一提“洋人”就腿发软，似乎中国人受洋人欺负是天经地义的事，就象食草动物天生就是食肉动物的口中佳肴一般。等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一举获胜，顿时举世震惊。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原来竟然可以是虎，而决非命中注定是驴。正是抗美援朝结束了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精神上从虎滑向驴的没落过程，开始了由驴转变为虎的历史大转折。从此中国人丢掉了驴的思维，开始了虎的威风。李光耀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西方普通人对海外华人态度从轻蔑一下子变为尊重，这就是沾了中国人虎威的光：面对食草动物谁都敢欺负，而面对猛虎那个敢不小心翼翼？

 

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没必要，因为根据美国政府的文件，当年美国只打算打到鸭绿江边，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

 

这正是不折不扣的驴的思维方式：身边虎视眈眈也要安安稳稳吃自己的草，不该对虎有半点怀疑。如果以虎对虎，以牙还牙则简直不可思议。

 

只要中国处于驴的地位，虎要扑过来随时随地都可以，还需要什么计划？麦克阿瑟最先提出要把台湾变成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政府就改变了原先的政策，武装介入台湾海峡。麦克阿瑟下令美军越过三八线，美国政府就放弃了原来不许过线的决定。麦克阿瑟命令美军逼进中国边界，宣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边界”，美国政府也就听之任之。这说明美国政府并不认真反对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只要觉得形势有利，没计划有什么了不起，随时制定就是了。等到中国当真出兵打得美军丢盔弃甲，麦克阿瑟又自作主张要扩大战争向中国宣战。这回美国政府就不客气了，马上撤了他的职。为什么？过去美国认为中国是驴，欺负驴自然是小事一桩。突然之间整个西方世界发现中国竟然是虎，与虎相搏则事关重大。如此大事，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政府岂敢让一个前线司令官牵着鼻子走？中国得免于新的战祸，靠的不是驴的柔顺，而是虎的威风。

 

又有人千方百计证明中国抗美援朝没取胜，论据之一是根据西方统计，中国战死多少多少万，而对方战死又是多少多少万，等等。

 

麦克阿瑟五十年代说中国军队“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闹着要进攻中国；而同是这个麦克阿瑟六十年代听到印度跟中国开战时说：“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五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不要越过朝鲜的三八线，美国置之不理；六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越南的北纬十七度线，美国没敢越雷池一步。如此巨大的变化是怎么来的？不是中国人学驴叫求出来的，而是中国人奋虎威拼出来的，是抗美援朝打出来的，是抗美援朝中牺牲的中国军人们用命换来的。不管中国人在抗美援朝中战死多少，那也是战斗中的牺牲，虽死如虎，威风犹存。他们的前赴后继使中华民族在世界面前从驴变成了虎，获得了朋友的尊重，敌手的敬畏，从此无人再敢轻易来犯，使中国人避免了不知多少象南京大屠杀那样的牺牲。中国由此获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和平环境。就凭这一条，就可以理直气壮欢地呼胜利！

 

与此对照，南京大屠杀中死的中国人更多，这种死难可曾为中国人赢得丝毫尊严？没有抗美援朝的牺牲，就会有南京大屠杀的牺牲。喋喋不休地渲染中国抗美援朝的牺牲，绝口不提中国南京大屠杀的牺牲；对中国人死如虎冷嘲热讽，对中国人死如驴心平气和，无非是想告诉中国人宁死于屠场，勿死于战场。如此居心，如此思维，连“蠢驴”二字都不够格，只配一个评价：为虎作伥。

 

汉武帝时代颇有虎威：“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军主动出击，彻底打败了匈奴，结果是之后汉朝百年无边患，“汉人”之名延续迄今。虎威发一次，遗泽两千年。但历史上更多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国家战略思维局限于消极防御，不重视国家战略环境的势态。结果往往离不开修长城，“御敌于国门之外”；强敌入侵再抵抗，然后收复失地这个公式，再穿插一些割地赔款、公主和番的悲喜剧。

 

从抗美援朝起，中国恢复了虎的战略思维，再也不象黔之驴，对周围的战略形势不闻不问。谁在中国周围集结重兵，谁就要受到中国的高度警惕和认真反击。美国要跟中国建交，可以，但必须从台湾撤军。俄国要跟中国改善关系，也可以，但必须从阿富汗、中俄边境和中蒙边境撤军。中国如此坚持，对方也如此照办。中国虽还无能力实行自己的“门罗主义”，但已能喝令可能的威胁不得靠近。对比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麻木不仁，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当虎，就是要学虎的高度警惕和积极主动的思维方式，明白身边团团是虎，决不昏昏入睡。想当然以为别人是驴，正是自己驴气未消的表现，所以不免思维如驴。思维如虎者必赞虎，思维如驴者必颂驴。

 

当虎，关键是领导人首先要是虎。领导是虎，部下就会成虎，领导是羊，部下日子旧了也就成了羊。当年贪生怕死的蒋介石兵被俘虏后，不出几个月就成了视死如归的解放军战士。正如拿破仑所说：“一只狮子带领的羊群，可以打败一只绵羊带领的狮群。”

 

只要中国虎威凛凛，就不怕别人虎视眈耽，反而可以傲视群雄，“一虎镇百兽”。总之，中国的命运永远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当虎还是当驴!